周末遇到过去的同事，说起最近武汉的房价。

“你买第一套房的时候，不到八百块钱一个平方吧？翻十倍不止，财商真高。”朋友说。

财商这事儿跟我真没有半毛钱关系，我清晰记得当时买房的情形。

当年我供职的单位是家大企业，虽然取消福利分房，大家还是有福利房可住。每个年轻人结婚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窝。但那窝是什么样的呢？上世纪60年代的红砖楼筒子楼，家家户户把煤气炉安在走廊上，卫生间也是公用的。

这样的房子是起步，随着工作年限、级别的上升，住房条件会慢慢改善，最终，住进两居室，三居室。不过熬到那时候的，都是中年人了。

有个同事比我早毕业几年，刚生了孩子，在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，挤着他们一家三口，还有来照顾孩子的丈母娘。我去的时候，丈母娘正坐在沙发上准备洗脚，灯光昏暗，我进去一脚踹翻了她的洗脚盆，水洒的满地都是。

那一刻，我心里有个声音喊，这不是我的生活，我不要。

买房的时候，很多人劝我。住上单位的两居室只是时间问题，花这个冤枉钱，多傻啊。

我没有什么道理能说服他们，只有一个信念：绝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出生在没有厨房厕所的房子里。

当天看房就下了定金，房子唯一的优点是离单位近。

后来房价上涨，人人都当房奴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说我聪明，有眼光，我倒觉得，我可能比他们傻一些。

一个理由就可以支撑我做一个重大的选择。而很多人，喜欢左右权衡，喜欢万无一失，考虑再三，还是会放弃。因为世界上哪有什么万无一失，怕失败的人永远得不到成功。

我还在著名的杂志社工作过，两年就辞职了。那间杂志社因为待遇好，很多人做十年二十年，尽管每天都在抱怨，还是不愿意走。

导致我辞职的也是一件很小的事。

与老总在北京出差，我陪她去买护肤品，她买了两套，发票开的是她家先生的单位。导购小姐按规矩给了她一些试用装，她却软磨硬泡想多要一些。

“你看，这小姑娘帮我拎东西，总得给人家一套试用装吧。”她指着我说。

那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尴尬时刻。

导购只好又给了她一些，嘴角带笑，眼睛里却藏不住鄙夷。她伸出手指头，从里面挑出最小的一盒，递给我。我连忙扔回她的手提袋。

那一刻，我就决定，绝不在这样的人手下做事，无论她的业务能力多强，办的杂志多么畅销。

朋友觉得我太冲动了，实在不行可以换个部门啊。

那位老总在这间杂志社做了15年，从接热线电话的编辑做到高管，我相信这样一个人的身上所体现的就是这间公司的气质。

如今杂志社江河日下，跟我同期入职的同事，夸我当初有远见，如今他们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

其实并不是我预见了杂志社的今天，而是我更尊重自己的内心。我爸经常指责我，你是公主病，别人都能忍，你就不能忍。

可是，我凭什么要忍。

虽然我常常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但我很知道自己不要什么。我不要委曲求全，整日抱怨，我不要看着自己每天忙忙碌碌、努力上进，却过着不快乐的生活，跟不喜欢的人在一起。

有些人觉得人生的重大的选择，应该有浩大的理由，我却觉得，越是重大的选择，理由越是简单直接粗暴。

要不要过这样的生活，每个人心里原本都有答案，是理性的分析，慢慢磨损了那个正确的答案，使我们变得与大多数人一样，为了生活而忍耐，为了生存而低头，其实你不忍耐也死不了，抬起头也可以活得好。

一个女生，觉得男朋友不适合她，在一起不快乐，本来应该转身就走，她却开始理智分析，一分析问题就来了——单身女生这么多，离开他万一找不到别人怎么办；据说中国90%的婚姻都是凑合的，我与其再找个人凑合，不如跟他凑合……

人脑中有一个区域是专门负责“解释”的，所谓理智的分析，其实就是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。

我一直是个大事冲动的人。一切让我觉得沮丧、没有尊严、突破底线的事，我都会毫不犹豫地逃离。很多人在这样的时候，会问一个问题：你不想要这种生活，但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？

抱歉，我答不出来。

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是特别难回答的一个问题。无论你描画出什么样的未来，旁人几个反问就可以轻意灭了你的热情，于是你被扣上幼稚、不成熟、异想天开的帽子。

其实我干嘛要知道未来是不是比现在好，如果当下的生活是一种忍耐，我要解决的就是不再忍受，而不是一定要知道明天会更好。

未来更好还是更糟，谁说了都不算，只有去实现才知道。

不要相信现在不开心，忍到最后就会开心。忍到最后只会心死，不再介意什么叫开心，什么叫梦想，什么叫热血。

有一句西谚是，小的选择靠经验，大的决定靠感觉。

小事尊重自己的理智。买哪件衣服、去哪里吃饭、看什么样的书，研究时装杂志、上大众点评、看豆瓣评分，做足功课就可以最大程度避免选择失误。

大事遵从自己的内心。为不喜欢的事情而含辛茹苦，为不喜欢的人而强颜欢笑。这样的经历，出现在我们18岁以前，是磨练意志，18岁以后就是苟且偷生。

我们要在生活中尽最大可能保存的，不是一张饭票，一段关系，一种稳定，而是自己的热爱、热血、激情与尊严。